苹果究竟会不会搬回美国，为什么库克冷对特朗普？

最近，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对媒体表示，苹果掌门人库克已经向他承诺，将会在美国建设三座大工厂。但当分析师就此问库克时，库克却采取了“不理睬”的态度，没有直接回答此问题。对于在美国主张制造业回归的大背景下苹果能否搬回美国，各界一直高度关注，并持有不同看法。

在苹果手机供应链中，究竟谁在生产苹果手机的零部件？

回答苹果能否搬回美国这个问题时，首先应从全球供应链的角度去分析。21世纪以来，随着信息与通讯技术（ICT）的快速发展，全球化迎来了二次拆分，全球分工进一步深入到产品工序层面，作为劳动力要素丰裕的发展中大国，中国逐步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组装工厂”。

以手机产品为例。1998年之前，中国手机产品出口几乎为零，然而，三年后的2001年中国就一举成为全球最大手机出口国。其原因在于，彼时的诺基亚、摩托罗拉等手机巨头开始将全球组装工厂转移到中国。当时，中国通过大量进口手机零部件，完成组装工序后，再出口至全世界。

随着2007年第一代iphone手机的诞生，苹果公司逐步确立了其在智能手机时代的霸主地位。在生产工序全球分工的背景下，苹果公司专注于品牌营销、产品定义、系统开发等核心环节，几乎不参与任何零部件的生产制造，苹果手机最终品中涉及的大量中间品模块及零部件生产全部外包给第三方，甚至将手机组装工序也外包给了富士康，富士康将组装工厂设立在中国后，使中国成为苹果手机的全球最大出口国。

苹果公司不参与手机的制造环节，那么，在苹果手机供应链中，究竟谁在生产苹果手机的零部件呢？

根据苹果公司官方发布的2017年供应商名录可以发现，苹果手机零部件生产商主要以美国、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中国大陆为主。在其公布的172家苹果手机零部件供应商中，有42家为美国企业（24.4%），41家为中国台湾企业（23.8%），36家为日本企业（20.9%），13家为韩国企业（7.6%），12家为中国大陆企业（7%）。

尽管苹果手机供应商名单中来自美国的企业最多，但是，美国零部件企业是将生产制造环节放在美国本土生产吗？答案是否定的，甚至连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的零部件企业也未将大量工厂设在其本土，而是将更多数量的工厂通过对外直接投资（FDI）设立子公司的形式布局在中国和东盟等国，从而形成了基于日本、韩国、中国、东盟组成的东亚区域供应链体系。

对苹果公司2017年供应商名单的进一步整理，为上述观点提供了佐证。苹果手机零部件供应商在全球范围内设立的670家工厂中，有305家设在中国大陆（45.5%），112家设在日本（16.7%），80家设在东盟（11.9%，主要分布在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泰国、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六国），34家设在中国台湾（5%），23家设在韩国（3.4%）。整个东亚区域集聚了553家苹果手机零部件工厂，占其全球零部件供应商工厂数量的比重高达82.7%。

因此，从全球供应链的角度看“苹果能否搬回美国”，主要指的并不是苹果公司能否搬回美国，更为关键的是，苹果公司背后所形成的全球供应链以及供应链上的企业是否能采取跟随战略迁移至美国本土。所以，针对特朗普提出的这个问题，苹果掌门人库克心中想必是早已有了答案。纵使苹果公司有意配合发端于奥巴马时代、发扬于特朗普时代的美国制造业回归政策，也将心有余而力不足。

手机东亚区域供应链的形成不是政府决定的，而是跨国公司全球生产布局的结果

事实上，自21世纪以来，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全球经济发展的重心已经从北美、欧洲逐步转向了亚洲，跨国公司在中国、东盟、印度等亚洲新兴国家有长远且深入的战略布局。在基于电子信息产业的东亚区域供应链已然形成的背景下，美国政府试图通过减税及其他政策优惠等形式吸引相关产业和企业回归，其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全球化的二次拆分和深入产品工序层面的全球分工，使得企业间的竞争不再是停留在单个企业与单个企业之间的竞争，而是基于供应链与供应链之间的竞争。更直接地说，苹果公司与三星、华为等公司间的竞争，更根本的是其背后形成的全球供应链的竞争。只有在保证整条供应链效率和有效控制供应链成本的前提下，才有可能不被竞争对手甩在脑后。

假如苹果公司将产品组装环节从中国转移到美国（前提还需鸿海富士康的助攻），供应链综合成本将会显著提高。虽然美国在土地、电力等能源成本方面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但是，即使在不考虑中美劳动力成本差异的条件下，仅是从东亚各国大量进口手机零部件的运输和物流成本来看就十分高昂，其组织的供应链综合成本将不降反升。此外，从供应链的反应效率上看，如苹果公司将战略重心回撤美国，则意味着其可能在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电子产品消费市场上丧失竞争优势，苹果公司针对中国庞大消费者群体的供应链快速反应机制将大打折扣，而这正是其竞争对手所希望看到的。

东亚区域供应链的形成，不是哪一国政府决定的，同样，也不会因为哪一国政府的某些政策而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其背后反映的是，欧、美、日等国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布局，反映了跨国公司基于产品工序全球分工层面资源优化配置和利益最大化的竞争结果，同时也反映了跨国公司对于供应链成本和效率的综合考虑及竞争战略的基本诉求。

客观地说，苹果公司组织的全球零部件供应链，一方面实现了其自身的巨大成功，苹果公司从濒临倒闭到一度成为全球市值最大的公司，与其背后东亚供应链体系的形成有莫大的关系，苹果公司通过全业务外包的模式，专注于自身最核心优势的环节和领域，从而在全球竞争中占据优势，成为供应链上的最大受益者；另一方面，在承接零部件外包方面，中国凭借丰裕廉价的劳动力要素禀赋优势嵌入全球手机供应链，也带来了中国手机产业的从无到有，并见证了中国企业的成长。

目前，苹果手机供应链中的零部件供应商不仅将全球约半数的工厂设在了中国，而且从这些零部件工厂的业务范围来看，几乎覆盖了电子元件、芯片制造及设计、显示/触摸屏模块、电源电池、摄像头、接口、配件等手机零部件的全链条环节。尽管这些设在中国大陆的零部件工厂仍然主要以外资企业为主（主要来自美国、日本、韩国等），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本土企业也几乎从零开始，通过手机零部件的代工逐渐融入全球手机产业链，从三级供应商到二级供应商，再到一级供应商，实现了快速成长。例如，手机声学器件领域的供应商——歌尔声学、玻璃面板领域的供应商——蓝思科技、电池领域的供应商——德赛电池、光学相机领域的供应商——舜宇光学等多家国内本土企业通过最早为跨国公司提供OEM（原始设备生产商）服务，再到ODM（原始设计制造商），甚至转型为OBM（原始品牌制造商）模式，凭借出口“干中学”实现了其在手机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攀升。

推动东亚原产地规则一体化，助力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上攀升

根据WTO关于区域贸易协定数据库统计，在东亚地区至少存在16个相互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FTA），在这些协定中制定了互不相同的原产地规则，这种区域内的多重原产地规则明显增加了企业利用FTA的成本。来自亚洲开发银行和毕马威（KPMG）的相关研究均表明，多重原产地规则已成为阻碍企业利用FTA的重要原因之一。东亚地区出现的FTA本身是伴随东亚生产网络体系的形成而生的，但在现实中，又因为复杂严苛的多重原产地规则阻碍了东亚区域供应链合作与一体化进程。这不得不说是个遗憾。

为此，中国作为东亚区域供应链中最大的生产制造国，一方面，应积极通过FTA框架推动东亚原产地规则的一体化，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谈判（RCEP，包括东盟、中国、日本、韩国、新西兰、澳大利亚、印度）为平台和契机，在RCEP框架下重点推进关于原产地规则协调和便利化的议题，进一步降低东亚区域供应链一体化的实施成本，从而为中国企业深度参与东亚供应链以及提升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另一方面，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应重点推进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供应链合作关系，尽快落实在港口、铁路、公路基础设施方面的合作，尤其需要在货物通关等领域的贸易便利化方面开展深度合作，促进中国本土企业与东盟国家之间的投资贸易，最大程度地降低东亚区域供应链的运作成本，依托区域供应链体系的进一步深入，实现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攀升。